莫言反对修缮旧居

　　高密，东邻胶县，南临诸城，西与安丘潍河相望，北与昌邑、平度毗邻。这里是昌潍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。这片土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红高粱，但在40年前，大面积的红高粱已经绝迹。如今，即便有村民种了些红高粱，也是为了编制扫把。1987年，张艺谋开拍莫言笔下的“红高粱”。由于大片红高粱难以寻觅，无奈之下，张艺谋只好提前安排农民种下了50亩高粱。

　　1955年2月17日，莫言出生在高密县（现改为高密市）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。在平安村，莫言的旧居尚在。屋子的后面，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地，地上晾晒着村民收获的玉米，而不远处，则是静静流淌的胶河。河边上枯草齐腰，岸边整齐的杨树望不到头。在这个地方，莫言居住了20多年，又接着闲置20多年。平时除了莫言和家人，这里少有记者出没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10月11日前后，陆续有国内外的记者，频繁造访这里。这个偏僻的村庄，一时间成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莫言的二哥，今年60岁的管谟欣，不得不一天多次打开这个大门，带着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进去参观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讲述莫言在这里留下的所有记忆。

　　这处旧宅，已经破败不堪。平时，管谟欣会用铁锁将大门锁起来。院子里除了丛生的杂草之外，还种着一片胡萝卜。指着灰色的砖头做成的墙基，土坯做出的墙，青色的瓦，管谟欣说：“早前，西边也有2间侧房，东头是个猪圈。南面还有个厕所。但是现在这些房子都因年久失修拆掉了，只有正屋的5间房子现在保留下来了。”

　　“老房子是民国元年建成的，刚开始只有4间。后来发大水，房子被冲毁了。1966年的时候，我们家对老房子进行了翻新修缮，又加了1间。”管谟欣告诉记者，“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家1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房子里。”

　　正屋由于多年无人居住，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现象。在莫言故居的老式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：“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”。进门处，是房子的堂屋，面积非常小，是一个老式的锅台。堂屋墙角的桌子上，摆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，一个镜子。另外还有一个写有莫言故居字样的木牌子。从堂屋入内，可以进入东西两侧的房间，房间之间没有门，可以直接通行。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内，堆放的是手推车等杂物。

　　管谟欣说，那台青岛“海燕”牌收音机是1979年莫言结婚的时候买的，价格是49.5元。镜子也是那时候添置的。“那台收音机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。莫言出生在西头的那个土炕上。当时家里人多，都是挤在一起住。后来莫言结婚后，就住在东头的炕上。他的女儿，也是在这里出生的。”

　　“去年，政府曾经提出要修缮旧居，莫言不愿意。”管谟欣说，莫言认为，这样做劳民伤财，也完全没有必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，他不止一次打电话给当地宣传部部长，不同意修缮。在这一点上，莫言今年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与儿子的观点高度一致。“他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，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。去年不同意修缮，今年拿了奖，同样不会同意。那样太张扬了，做人要低调。”

　　莫言儿时

　　就喜欢读书很会讲故事

　　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爆炸性新闻。在高密的大街小巷，宾馆饭店，到处可见祝贺莫言的条幅和电子显示屏。甚至在平安村里的主要道路上，也有多处条幅。村民们知道，小名叫“斗儿”的大作家莫言，拿了一个国际性的大奖。

　　在平安村，莫言的老邻居、今年68岁的村民薛伯山说，“我没看过莫言的小说，但得知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大奖，还是非常高兴。”村民方言启是莫言儿时的玩伴。今年55岁的方言启说，“11日当晚，村里放礼花放了2个多小时。”

　　方言启介绍说，小时候，他和莫言都在大栏中心小学读书。校舍早前是地主家的房子。一共有8间，后来改成了学校。学校一共有5个年级，每个年级一个班，每班有30多人。“小时候的莫言很调皮，我们经常一起上树掏鸟窝，下河去抓鱼。”

　　方言启告诉记者，那时候物质非常匮乏，精神生活也很单调。孩子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头看场电影,“记得有一次村里放了《列宁在1918》，莫言将它改编成了高密茂腔——《列宁传》，有几句唱词在当地广为传唱：列宁同志很着急，城里粮食有问题。马上去找瓦西里，赶快下乡搞粮食。”

　　莫言的表妹王玉今年50岁。她说，“小时候，莫言看书很多，是个孩子王。那个时候，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就非常喜欢听他讲故事。他会把一个故事讲得很曲折，很吸引人。”

　　从莫言旧居步行大概3分钟，就是莫言二哥管谟欣的居处。一共有8间屋子，是1986年建设的。房子建好后，管谟欣就搬到了新居。”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有4人。大哥管谟贤，退休前是高密一中的副校长，还有个大姐，莫言是老四。现在，除了我居住在平安村外，他们都在县城和外地居住。”

　　关于弟弟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，管谟欣说他还是从媒体口中得知消息的。10月11日前的几天，就陆续有日本、瑞典的记者找到了家中。11日晚，有媒体记者就在家里等着。“19点多一点的时候，我就通过一个记者的手机看到了香港网络媒体关于莫言获奖的视频。”

　　管谟欣告诉记者，莫言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，8岁开始看《林海雪原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大部头的文学名著。“农户家里书比较少，他就一户户去借，实在没书看就拿二哥的新华字典来背。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。”

　　莫言的一位邻居家有很多藏书，但不轻易外借，为了博取这位邻居的好感，他就去帮人家推石磨磨面。“莫言6岁开始上学，小学五年级遭遇文革，此后辍学在家务农十年之久，种高粱、种棉花、割草放羊、做各种农活。”

　　莫言曾这样描绘那段岁月：“每天在山里，我与牛羊讲话、与鸟儿对歌、仔细观察植物生长，可以说，以后我小说中大量天、地、植物、动物，如神的描写，都是我童年记忆的沉淀。”

　　1976年莫言参军，走出了故乡高密。在部队历任班长、保密员、图书管理员等职。也就是这个时候莫言开始文学写作，并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作品。

　　管谟欣说，成名后的莫言，每年依然有大量的时间呆在家乡高密。“一是来看望父母亲人，二是还是来接地气。”

　　与发小有“20字约定”

　　10月11日晚上，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，在高密有一位65岁的老人整夜未眠，他和众多莫言的粉丝喝酒庆祝，“兴奋狂欢了一个晚上、 像过年一样”。在高密，莫言有许多好友，这位老人是和莫言“最铁”的一位，他叫王玉喜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和莫言是“发小”，两人的友谊跨越了40年。在莫言获奖当晚，他第一时间和莫言通电话，在很多记者难以靠近的新闻发布会现场，王玉喜获邀作为嘉宾出席。

　　王玉喜说着一口浓重的高密方言，聊起莫言就像提起自己的亲戚一样来劲。王玉喜家住高密市区梓童庙社区，和莫言老家平安村有一段距离，两人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初，当时王玉喜和辍学在农村的莫言一起在高密市一家棉花加工厂工作。王玉喜说，他和莫言年年见面，今年就见了不下10次。王玉喜是莫言的忠实读者，家里和莫言有关的藏书有上千册，全部是莫言赠送，书上都有莫言的签字。对于王玉喜来说，莫言有着双重身份：作家和挚友。王玉喜说，作为一个作家，“他是一个天才的、勤奋的、创新的莫言”；而作为朋友，莫言则“很幽默，平平常常做人，从不张扬，把雄心壮志藏在心里”。 王玉喜向记者透露，每次和莫言见面都会闲聊，“什么都聊，无话不说。”

　　王玉喜向记者透露，他和莫言以及已故的企业老板张世家（音）3人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曾在6年前立下约定：“朋友不多见，心中常惦念，平时少打搅，难时雪中炭”。这20个字的约定，王玉喜至今仍保存在手机里。

　　莫言太火

　　高密也买不到他的书了

　　莫言在家乡的再次“流行”，让高密人也买不到莫言的书了。记者走访了高密的几家书店，莫言的书都无一例外地缺货，“全部在第二天卖光了。”人民大街一家书店老板说，莫言获奖当晚，市区里面有人放起了鞭炮，“就像过节一样”，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到书店抢购莫言的书，一天之内，该书店包括库存在内的几十本莫言的书都被抢购一空。

　　就在莫言获得诺奖的第二天上午，高密作协召开研讨会。高密作协中，有很多人得到过莫言的指点，他们认为，莫言的获奖将鼓舞他们的创作。

　　10月11日晚上，高密当地很多文友聚在一起，他们喝着酒等着莫言获奖的消息，高密作协副主席李大伟就是其中一位。“1986年我阅读到了《红高粱》，为之震撼，当得知这部作品和高密相关时，我就迫切想知道莫言是谁。”1991年，李大伟经人介绍认识了莫言，两人都有从军的经历，1994年，莫言为李大伟的一本书作了序。事实上，莫言经常为高密的好友题词、写东西。今年9月18日，李大伟和莫言在高密见面，李大伟说，莫言每年都要回高密体验生活、创作，但今年回来多了一个理由——回避有关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炒作，“就在去年10月份和莫言以及其他朋友在一起吃饭时，我还觉得诺贝尔奖是遥不可及的事情”。 李大伟说，今年回高密后莫言就很忙，莫言擅长左手写字，今年9月份有几个文友托莫言为刊物、企业题字，“莫言都说要等过完国庆节后，没想到，过完节后他更忙了。”

　　“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对高密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，他扎根高密本乡本土，一直在经营着‘高密东北乡’这个文学乌托邦，这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，又是莫言幻想出来的一个文学地理坐标。”高密作协副主席李大伟告诉记者，实际上早在40年前，高密就不种红高粱了，但由于莫言的作品，高密一直被当成红高粱之乡深入人心。

　　莫言文学馆馆长：

　　他用笔写作是为保存手稿

　　10月13日，星期六，高密一中仍然聚集了不少人，他们不是当地学生，全部是慕名而来的参观者，参观对象是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。毛维杰是莫言文学馆馆长，同时也是莫言研究会的秘书长。高密莫言研究会于2006年成立，共有30多人；2008年，研究会筹建了高密文学馆，该馆于2009年开馆，在此之前，毛维杰是高密一中的一名语文老师，而今他已经离开了教师岗位，专门负责莫言文学馆的工作。莫言文学馆是学校一幢4层小楼改造而成的，免费对外开放，现在只有一二两层在使用，第一层是学生阅览室。里面有5000多册藏书，全部是莫言捐献的，“莫言每年捐3次书，这些书全部是他看过的图书和刊物、杂志，有的书籍上面还有莫言阅读时做过的标记。”毛维杰说，学校的阅读课就在这里上，“每本书都盖有‘莫言收藏’的印章。”

　　文学馆的第二层是专门介绍莫言的展览，分文学成就、成长道路、文学王国、故乡情结、文化交流等6部分介绍莫言。文学馆在介绍莫言文学成就时，这样描述：“很多国际权威人士认为，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”，并称，“经考证，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后”。

　　“高密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莫言，地方文化、历史熏陶了莫言，如果没有高密的风土人情，也就没有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。另一方面，莫言也成就了高密。”毛维杰平时收集整理莫言的作品、相关资料、手稿；莫言的物品、奖品，研究莫言作品、莫言现象，他与莫言长期交往，在他眼中，莫言是个非常朴实的人，是个普普普通通的高密人，“他喜欢在老家赶集，他混在赶集的人群中，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作家。”除此之外，“莫言脾气非常好，没看过他发火，平时非常平静、淡定，很低调。”毛维杰说，莫言这次回高密，他们还特意给他办了个当地的手机号码，获奖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赶集，晚上在一个做企业的朋友家里，简单炒了几个菜。“得奖后，和他通了个电话，问他消息确认了吗，他说确认了，非常平淡，我说外面的记者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说还是不见了。”

　　大量的媒体陆续抵达高密，见不到莫言也不是办法，据高密市宣传部新闻中心王喜进介绍，为此，高密市的一位领导去劝说莫言，他才同意到凤都宾馆接受媒体采访。10月12日，仍有大批记者赶来，当天下午，高密市又为莫言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。

　　莫言在高密市南关天坛路26号还有一个旧居，1988年到1995年间，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《酒国》、《丰乳肥臀》等大量作品。后来莫言把这座房子卖给了朋友，现在该房被捐给了市政府。相比于莫言在平安村的老家，这里鲜有外人光顾，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。莫言在天坛路26号的这处居所中所使用的一些物品被搬到了莫言文学馆二楼，包括两张桌子、一个台灯、一把椅子和一台老式的电脑。毛维杰介绍，原来莫言曾经尝试过用电脑写作，后来他觉得不方便，没有手写得快，就又恢复了手写。“莫言用笔写作还有一个考虑，就是想让自己的手稿留存下来。”

　　“我喜欢这里的一切

　　我不会离开这里”

　　事实上，莫言这位从高粱地里走上文坛的作家，他的创作视觉极少游离高密。他对于故乡的大地，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。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，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，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当中，他才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。

　　管谟贤说，在《红高粱家族》中，曹梦九曾多次出现，许多情节就取材于此人的真实事迹或流传于民间关于他的传说轶闻；在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中，莫言写了一个至死都不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的家乡原河崖人民公社，确有两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，一户在陈家屋子村，一户在窝铺村；小说《红高粱》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也是有故事原型的。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；莫言作品中写到的真事不止一件，有些已经经过艺术加工（如孙家口伏击战），有的则简直如现实事件的翻版。

　　对于高密这块土地对于自己文学创作上面带来的滋养，莫言曾这样说，“我早期的作品，人物、语言、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。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。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，作家要不断地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，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，才能持续地写。

　　10月1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，莫言再次对媒体称，“我不会离开中国，甚至不想离开高密。我喜欢这里的一切，我也离不开这里。”

　　对于莫言和故乡之间的关系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，高密的大智和诚朴、艰辛与欢乐滋养并成就了莫言，而莫言的创造让高密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地理名词——从此她与人心憧憬的神奇想象力有关，她有能力吸引世界的注目。

　　莫言与高密

　　“‘我奶奶’姓戴

　　我们的奶奶也姓戴”

　　莫言小说的很多原型就在身边

　　莫言的大哥管谟贤，是华东师范大学63级毕业生，退休前为高密一中副校长。

　　10月13日，在高密城区的家中，管谟贤向记者提起一件事：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，平安村有一位邻居是被遣返回乡的右派大学生，他告诉莫言说作家们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，说作家每天三顿都吃饺子。“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农村人来讲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”多年后，莫言回忆起这件事曾感慨颇深：“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。”

　　管谟贤说，自己对于莫言走上文学道路，确实有一定的影响。“我上学时，留在家中的书，莫言和他二哥抢着读，莫言非常好学，凡是带字的都找着看。甚至连我的作文本也读了个遍。他到部队后开始尝试写作，把习作都寄给我看，我就给他修改，从字词，到结构。他写过好多小说，都没发表，还写过一部话剧叫《离婚》。”

　　退休后的管谟贤，现在是莫言研究会会员。他说，研究莫言的小说，就要研究齐文化，他对蒲松龄情有独钟，莫言小说里面的神奇鬼怪，充满了浪漫主义，这都来自齐文化的熏陶。高密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丰厚的古城，那里许多诡异的鬼神传说、神秘的民间风俗，日后都成为莫言作品的素材。

　　“准确地说，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。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。”管谟贤说，爷爷管嵩峰，，生于1895年，1978年病故，享年84岁。他既没有莫言小说《秋水》、《红高粱》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豪和壮举，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事，他是一个忠厚老实、勤俭持家、聪明灵巧的农民，与小说《大风》中的爷爷相近。爷爷一生务农，又会木匠手艺，种田是一把好手。木匠活做得漂亮，所以日子过得不错。

　　“《红高粱》里的奶奶姓戴，我们的奶奶也姓戴，但我们的奶奶远没有九儿那么泼辣。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。奶奶的手极巧，我不止一次听我大爷爷、外祖父夸她做的饭好吃，针线活做得漂亮。村里人家结婚，窗花、馒头花常找她剪；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。奶奶还会接生，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。可以说，我们村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”管谟贤说。

　　莫言的父亲管贻范，今年90岁，旧社会上过4年私塾，家乡一解放就担任各种伙计，记账、扫盲，从互助组到合作社，到生产队，到国营农场工作区，再到生产队，一直担任会计。他对后辈教育非常严厉。有一次，莫言下地干活，饿极了，偷了一个萝卜，被罚跪在领袖像前，做父亲的知道了，回家差一点把莫言打死。后来莫言根据这个经历写出了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。

　　与平安村相邻的沙口子村的管贻兰是莫言的本家小姑，也是小说《蛙》中的主人公接生婆“姑姑”的原型。早已退休在家的管贻兰今年已有75岁，她1956年开始在大栏乡医院做医生直至1996年退休，在医务岗位上工作了整整40年。因为从小便经由姑姑接触到生产生育，并且在与家人聊天时经常听到有关接生的故事，莫言由此产生了要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念头。

　　《蛙》中的“姑姑”是一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医生，她亲手接生过1万个婴儿，也“杀”死2800个，直至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她才从疯狂中恢复过来。作为文中“姑姑”的原型，莫言的姑姑坦言，自己的从业经历和小说描写的基本一致，只是晚年没有像小说里的“姑姑”一样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。

　　小说对于文中“姑姑”有很强的批判意味，莫言的小姑表示，“小说的内容有真实的，有虚构的，但总不会超出现实，写作就必须要有创作，情节总要基于形势的发展、时代的变迁。对于那些批判、虚构的部分，这些都无所谓，只要是他有价值的就没问题。同时，我也为莫言的成功感到自豪与欣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