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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分配改革渐行渐近。
5月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、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，分别选取东、中、西部地区的样本省市进行密集调研。与此同时，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分别展开调研。
随着调研和各部委讨论的推进，本报记者从相关部委了解到，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。
“目前，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初次分配领域。”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名人士对记者说，改革方案将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着力点，充分发挥市场对初次分配的基础性调节作用。
吴晓灵曾透露全国人大调研的一个重要结论，即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，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，是为“化税为薪”。记者从人社部得知，此建议亦得到部分部委官员的赞同。
建议也引发各方热议。记者近期在企业中调查了解，大部分企业主认为目前税负过高，因此对于减税表示赞同，但觉得“化税为薪”的操作性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、及“税转薪”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则向记者提出，应将“化税为薪”流程倒过来——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，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，是为“提薪让税”。
“‘化税为薪’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，但‘提薪让税’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。”叶青表示，应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，并行不悖。
1. 企业税费之重
“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。”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，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。
刘经理是陆家嘴核心区一家公司的老总，说是老总，其实手下就四个人，他的业务却遍布整个上海，甚至很多海外客户：因为他的业务是帮人注册公司。
这个地道的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：生意不好做，该省的就要省。
他说的省钱就是指“如何逃避重税”，在其看来，这也是注册公司的各类老板最关注的问题。
也正因为此，刘经理对上海崇明、松江、嘉定这些偏远地区都非常熟悉，因为“在那里注册公司可以少交很多税。”
按照刘经理的一般做法，他总是劝客户注册在郊区，因为市区税负很重，“做贸易的客户我都劝注册在香港或者英属的一个维京群岛，那里税收更低”。
在刘总看来，国内的企业税负的确较重，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，“以前私企普遍采取一些方法避税，但现在上海全部在推行税控机了，很难操作了。”
事实上，不仅仅是刘经理所说的中小型企业税负严重，大型企业也普遍反映税费严重。
淮南矿业集团是一家大型企业，是全国520家大型企业集团和安徽省17家重点企业之一，在册职工高达 12万多人，直接从事工业生产11万多人，工程技术人员3377人。
在安徽省政府官员对淮南矿业集团调研时，据一位参与调研的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，淮南矿业集团方面反映税负较重。
“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，对加工制造等行业，起到积极的减负作用，然而对采掘业特别是煤炭行业不仅没有减负反而在增负。”淮南矿业方面如是说。
这有一定的道理。由于增值税允许抵扣，加工贸易企业有进有出，有进项税也有销项税，两项抵扣，实际缴纳税负理论上可以是零；而淮南矿业作为资源类企业，其煤炭等是产品，不是买来的，销项税多，进项税少，基本无法抵扣，实际税负就相应加重。
据全国人大代表耿加怀公开的一组数据显示，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增值税率仅为3.41%，而其调研的十家煤炭企业实际增值税负更高，2007年、2008年平均实际增值税负分别为10.4%、10.7%。
而到了2009年之后，煤炭企业税负进一步加重，到了2009年，税率上升到了17%，这就使得煤矿企业税负压力大了很多。
“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。”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，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，使危机中的企业苦不堪言。
此外，在人大财经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调研建议中，更多的是提出将税负降低，以促使企业提高工资，并没有提到企业的“费负”，这一块也是企业的负担大头之一。
不为外界关注的质检给部分企业带来的负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华东地区某省组织了政府人员对下属国企进行了常规调研，结果发现企业竟然普遍反映质检“检测过于频繁，检测种类过多，收费过高，企业不堪重负。”
这次调研有一个结果：生产型企业中70%的企业反映质检部门的问题，一是检验检测的必要性，二是收费的合理性，而这两者都加重了企业的负担。
“一个销售收入1000万元的企业，一年的各项检测费用上百万，质检是我们这次督查中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部门。”参与其中的一位官员如是给本报记者举例说。事实上，仅仅将税降低只能部分降低企业负担，而更大的负担则是企业的收费负担。
“费不规范的多，企业不可预见。企业预算中无法准确计量，而税，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，做好预算。”上述参与调研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。
即使对于再严格的税收，一般企业都有相应的合理避税手段，但对于收费而言，则企业根本无法逃避。
2. “化税为薪”实操：如何让左口袋的钱到右口袋？
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，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，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。但问题随之而来，谁能够确保将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？
初次分配领域中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分配调节，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分配调节息息相关。而后者的制度设计，往往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。
对于“化税为薪”的方式，常州市红阳电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蔡女士表示，根据她的经验，国家减税幅度不可能太大，而政策到了中小企业层面上效用就更小了，在企业其他成本都在上升的时候，企业会否有动力给员工加薪，存在疑问。
蔡女士的公司是按照计件方式计算工人薪酬。在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下，提高计件薪酬即意味着直接提升产品制造环节的成本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要提升薪酬，就意味税收要有相应的返税比率，而这个比率国家一般是不可能为企业根据其制造成本而单独制定的。
“我们规模小，税收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高，相应的减免空间也不大，但是如果强制提高工资的话，我们的成本压力就会增加很多。”蔡女士说。
而且，大公司是按照制度化的管理，返税程序容易操作，中小企业比较灵活，业绩起伏很大，不好计算和操作。
“‘化税为薪’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大型公司，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型企业。”蔡女士说，大型企业一年税收上亿，按比例进行税收减免后，就有很大的数额，而由于大型企业的业绩相对稳定，因此将减免的税收拿出一部分改善工人薪酬，可行性较强一些。
不过，业界担心，由于大型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很大，如果仅在大型企业中实行该项政策，又会引发社会对于垄断国企本已高企的薪酬水平产生质疑。
与此同时，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减薪、及“税转薪”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。
江阴市宝宏毛纺有限公司业务部门的一位员工表示，目前的收入结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。“工资归工资，税收归税收，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。”这名员工认为，最后能否体现在提升员工工资上，很难说，不太可操作。
“交税是强制性的企业交税，但加工资是企业自主的行为和权利。”他说。
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同意通过初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思路。“政府通过减免企业税收，在初次分配环节，少收一点，给企业多留一点，让企业有动力为员工加薪。”
不过他同时强调，这有两个前提，首先政府要有意愿和决心为企业减税，第二政府监管不能缺失，这个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
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，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，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。但问题随之而来，谁能够确保将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？由于税收是再分配，工资等是初次分配，而事实上，正是现实中，初次分配主动权太多，部分导致工人工资一直上不去。
一位官员就对本报记者举例说：比如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、带薪休假等行往往靠企业自主执行，但很多企业根本不执行。
3. 主权落<
